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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橋村八組農村如何辦產業

《新楚商》雜志記者 | 桓秀芳 發自嘉魚在中國,年產值上億元的村莊屈指可數,官橋村八組的產值達22.5億,這不能不說是鄂南經濟的奇跡。一個人口數量維持在250人左右的村民小組,住別墅、辦大學、忙上市……“集體經濟”一詞在官橋八組沒有貶義。拋開傳奇的創業史,和它同期高於中國城市居民收入十倍的數字,在中國城鄉差距如此之大、農村缺乏希望的今天,官橋八組無疑讓人欣慰。生活在這裡在外來人眼裡,這裡的村民別墅“美得驚艷”。房前菜園、屋後竹海,青瓦白墻和扇形大窗組合而成的雙層復式小樓,是這裡最為顯赫的建築。旁邊有房地產商開發的別墅群,也不過是在它們的基礎上,增添瞭一個哥特式尖屋頂。在30多年前,這些地方還隻是蓋著茅草的土坯房。南北人工湖是另一張牌面,散落在同樣為人造的森林公園之間。人們相信,水能生財,也能帶來智慧和美感。如今,它已被嘉魚縣大大小小的攝影公司開辟為免費取景地,以及旅行社的賣點之一。他們的企業陸續遷進西邊的科技園,以便和生活區分開,但是也就6、7分鐘的步行路程,“上著班,然後忘帶什麼工具瞭,就跑回傢拿”。田野集團下屬的嘉裕管業廠廠長周國兵覺得,工作和生活是融合的。長輩為領導,鄰居為同事,一切都相熟相知。周國兵出生於1980年,那一年官橋八組開始分田到戶,三餐吃上瞭白米飯。他從中南大學畢業之後,曾為追尋新生活而去瞭千裡之外的佛山,一年後就回傢瞭。“突然發現,傢裡和外面的區別並不大。”相較於在大城市租房住、擠公交、忍受空氣污染和工作壓力,回傢上班的好處不少。從照片上看,學生時代的周國兵長得細致白凈。當瞭廠長的周國兵,則是身型變結實,皮膚變黑瞭。“傢裡的房子改建瞭三次。”如同建廠一般,建房子也是官橋八組重大的集體經歷。據周國兵回憶,第一次是1985年左右,由組裡出錢,把平房改成兩層小院房。當時,組裡已陸續開辦瞭10多個企業,釘絲廠、手套廠、沙發廠等,集體資產已達幾千萬。第二次是1998年的集體大裝修,衛生間進室內、鋪地板、做墻紙,完全按照城市建築的規格來做,集團補貼80%。雖為農村,生活方式卻遠離瞭傳統的農村。建別墅是在2010年。新村一落成,令四鄰八方驚嘆不已。“一開始,請的是主持修葺黃鶴樓的老專傢,最終省裡設計院做的造型。”田野集團副總經理杜承清告訴記者,一說要拆房子,很多人都不樂意,“原來的東西有可能賣瞭、砸瞭、丟失瞭”,周國兵傢就在這次拆建中遺失瞭許多老照片。“我們召集大傢反復地開會,協商,把想法清清楚楚地告訴每一個人。”最終,別墅精致的外觀,真皮沙發、吊燈、浴缸和全套電器的配置,讓組裡人再無異議。杜承清一傢是該組僅有的五個外來戶之一。1996年,他從城市來到農村,那時田野集團已經成立4年瞭。如今,他與其他自然組員的待遇等同,除瞭日常工資,年終會拿到集團紅利。2012年,田野集團將300萬用作年終分紅。“按照在崗組員的人頭來算,但集團沒有明確說這就是股份制。”對於從田野集團退休的組員,集團要保障他們每月拿到2000元。如果勞保局出200,集團就出1800。小孩從出生第二個月到高中畢業,每月都會有教育、生活費補助,以前是500,現在是1000。徐娟是從嘉魚縣城嫁到官橋八組的媳婦,她經營著組裡唯一的超市。除瞭水電費,她不需要繳納其他費用。“集團不收房租、不分利潤,每個月發我一千塊錢的工資,和養老保險。”小時候,她傢在縣城開瞭一間面包鋪,自己經常要端著鐵打的蛋卷烤盤,甩來甩去。“手臂這麼粗,就是小時候甩出來的。”如今她不需要做這些重活瞭,大量閑暇的時間被她用於網購。“今天下單,三天後就到縣城瞭,我再去取。”從縣城到超市,她騎摩托車也不過是十幾分鐘。當然,那輛小摩托主要是為顧客送米送油。鏡子前,她將新到手的寶藍色荷苞裙放在身前比來比去,徐娟的背影訴說著生活在這裡的一切:田園式的安逸,混合著現代的時尚。“我就不信農村永遠是這樣”上世紀70年代末,高中畢業的周寶生被父親送到縣化肥廠裡上班,希望他能與農村的饑餓徹底告別。當時這個村民小組和別處的農村一樣,食不裹腹、衣不禦寒。張鳳英從4歲起,就隨父母移民到官橋村,現在任教於官橋村中心小學。據張老師回憶,村裡一戶姓蘇的人傢有4個小孩,冬天隻有一件棉襖,他們就輪流穿著去上學,沒去的三個隻好窩在被窩裡。1978年春節前的一個清晨,化肥廠裡的一個同事因故遲到瞭,車間主任嚴重警告說:“再這樣,就罰你回農村去!”農村在那個主任眼裡,是永世不得翻身。同樣來自農村的周寶生很是不服,他不相信戴在“農村”頭上的悲情宿命。不久後他便辭瞭工作,回到官橋八組當起瞭生產隊長。那一年他26歲。他們最先從事的行業是快消品,這與以高科技產業為主導的今日大相徑庭。1981年,周寶生們在官橋鎮上租瞭三間房,辦起冰棒廠、熟食店和小賣部,當年就賺瞭7千。雖說賺瞭一大筆錢,周寶生卻出乎意料地宣佈,鎮上的店鋪不辦瞭,所有人都回組辦工廠。“最開始叫‘嘉魚農工商綜合公司’,就是什麼都搞。”周國兵傢有很多老照片,其中一張有他的父親、周寶生和其他兩個同組“兄弟”,四雙手托起新公司的執照,笑容燦爛。辦小煤窯、傢具廠、磚瓦廠等等,“官橋八組開始瞭真正的原始積累”。1985年,每戶領瞭5000元用於建房,其餘的錢全部拿出來擴產。在周國兵的童年記憶裡,官橋八組與周邊沒有太大差別,“可能,就是比同學多吃兩頓肉而已。”經常有各種集體參觀,就連記者在大巴上遇到瞭一個30多歲的嘉魚男子,他對官橋八組的印象就是:“哦,小學組織參觀時去過那裡!”比較一致的看法是,官橋八組最大的改變是在1993年,留住劉業勝,辦起瞭合金廠。劉業勝是武漢冶金研究所的高級工程師,也是中國第一批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專傢。周寶生用100萬的允諾,讓他看到理想變現實的希望。永磁合金產業化的頭一年,合金廠盈利60萬元,周寶生當即從銀行提出27萬,親自送到劉業勝傢。“五五分成”的經營合同更是轟動一時。周寶生說一不二。71歲的周瑞松大他11歲,和其他組員一樣,他把周寶生當做“總設計師”。周瑞松覺得他個性很強,“要搞什麼(就)非搞不可,錯的也搞,對的也搞。”頻繁換項目,這讓很多人並不看好周寶生,“五馬換六羊,生意做不長。”嘉魚縣的領導說他帶著農民“不務正業”。推平300多畝低產田,建科技園,這更是超出瞭眾人的承受范圍:“毀地就是毀祖宗龍脈!”企業也不是從一而終的風光。周瑞松對1993年的“被騙”事件記憶深刻。周寶生認識瞭香港某牧業公司的老板,花費千萬購置的那些全自動養雞設備,卻“根本養不瞭,就算把雞養出來,也賣不出去”。還有焊絲廠和電子廠的相繼失敗,表明這一切並非完美得如同馬良筆下的神話。之後田野集團兩次試圖上市未果,成為周寶生最大的遺憾。在旁人的描述中,周寶生膽子大、有眼光,很較真。為瞭村容整潔,他們定下瞭圈養生豬的規矩,有人習慣瞭不受拘束,仍然采取放養。年輕的周寶生在一氣之下,打死瞭一頭豬。田野集團招待所裡丟瞭一臺彩電,周寶生立馬去鎮派出所報案,幾經追查無果,他堅決不肯罷休,大費周章之後破瞭這宗失竊案。“一對夫婦隻生一個娃,他是嚴格執行的第一個;老人過世後實行火葬,他是第一個。”周瑞松覺得,沒人經得住周寶生的軟磨硬泡,“重大決議之前,組裡會召集大傢開會,什麼都攤開瞭說。個別再有問題,他就不停地上門擺道理、算細賬,直到別人答應。”周寶生傢的門牌號是4,其他人嫌它不吉利,他便主動要瞭那個號碼。“他不相信那些,隻相信人的實力。”周瑞松回憶說,“80年代他第一次參選人大代表,出發當天,每傢都是鞭炮齊鳴。我們發自內心地服他。”讓組員“服他”的最大原因,其實是廠子越來越大,收入年年增多。據統計數據顯示,該組2001年人均純收入為7000元,2012年增至4.2萬。在2012年的國傢統計報表中,農村人均純收入為7917元,城鎮居民為2.7萬。如今,工廠裡生產的東西都是周瑞松們搞不懂的“高科技”。永磁合金用到瞭宇宙飛船、地震檢波等領域;纜索“撐起”瞭白沙洲長江大橋、荊州和緬甸的大橋;用於巖石破碎領域的纖鋼纖具,是鋼鐵產品中受力最苛刻、科技含量最高的一類。據田野纖鋼纖具公司總經理葉凌雲介紹,“我們60%的產品已經打入美國、加拿大和意大利市場。”官方亦是將官橋八組看做新農村的一種范式。2004年的一次視察中,時任湖北省委書記的俞正聲說:“(官橋八組)發展有特色的優勢產業,值得全省學習。”省長羅清泉連連感嘆:“這麼大的發展規模,不容易!”習慣瞭各路參觀者毫不掩飾的羨慕眼神,周國兵說自己感覺不到變化,盡管他被無數次問及“最大的變化是什麼”。“這裡是一點點變的,我天天看見,感覺並不強烈。”在官橋八組之外官橋八組的很多人出去瞭,外面的人進來瞭。這隻是一種工作上的進出,30多年來,官橋八組的人口沒怎麼變化,200多人,3.25平方公裡。然而,華西村在發展過程中,是將鄰近16個村合並到一起重新規劃。如今,離得最遠的項目是貴州省水城縣河壩煤礦。“原先組裡挖過煤,有經驗,現在我們自己也生產纖鋼纖具,可以用來鑿巖。”杜承清介紹,河壩煤礦前期投資為兩億。100公裡外的武漢東湖學院則是史上最大的一筆投資,12億元,差不多是同期集體總資產的一半。2003年,按照教育部的要求,武漢大學東湖分校改制為田野集團出資與武漢大學合作辦學。“當初田野集團出資65%,弘博集團為35%,武大為幹股。後來弘博集團老板巴能軍受瞭武漢大學腐敗窩案牽連,就退出來瞭。”2011年,學校更名為武漢東湖學院,由田野集團獨資承辦,學校董事長是那個說過“農民也能辦大學”的周寶生。周瑞松人生中第一次去武漢,是在2007年夏天,全組的老人被田野集團請到東湖學院參觀。退休後,他又分得專傢樓門衛一職,在值班室的墻上,那張校門口的合影單單被貼瞭上去。對於他這輩子來說,一群農村人能去辦大學,“以前想都不敢想”。很多組員去瞭東湖學院,比如周瑞松的兒媳婦,目前在該校管理財務。同時,年輕的畢業學生又來到官橋八組。馬雪梅就是這樣的年輕人。兩年前從東湖學院畢業後,她就一直留在這裡,做著田野集團辦公室的一份工作。月薪3000,住的是專傢樓旁的職工公寓,平時的花銷不大,最多和同事坐公交去嘉魚縣城采購一兩件衣服,或者唱唱歌。雪梅處事很靈活,和本地人相處久瞭,她學會瞭很多官橋方言。以前未接觸過臺球,如今常去文化中心的臺球室“與人過招”,竟也能輕松處理“翻袋”。當然,她隻是集團員工,並不能享受組員待遇。在所有員工中,她說自己傢在紅安,離得最遠。“每個廠裡都有一百多人,大多是鄰村鄰組的,縣城的也很多。”官橋八組和周邊村組間的關系有些微妙。“田野集團生產的東西和日常生活離得遠,外人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,隻知道我們很有錢。”離田野集團不遠的聯樂集團,似乎比他們更有名氣。周邊的人形容官橋八組為“一支獨大”,官橋鎮上同為周姓的一個老師說:“他們做他們的事,外人做外人的事,也沒幫多少忙。”如今,官橋八組正在想辦法,實現“先富帶動後富”,以改變鄰居們或多或少的不悅心情。在嘉魚縣,一直都有“以企帶村”的傳統,比如聯樂集團董事長周明炎出資建設的四邑新村,或者嘉晟集團整合資金新建的凈堡新村。自2008年開始,田野集團為石鼓村村民新建別墅26棟,以及一個豆絲加工廠。對官橋村的幫扶更是多方面的,新建的官橋新村一期容納瞭300戶村民;已改造五千畝低產地為油茶基地;改造兩千畝低窪地為水產養殖基地;預計發展有機稻基地。按照杜承清的說法,田野集團當下的產業格局是“本部有工業,外圍有農業,出去瞭辦教育,省外有煤礦等投資”。身為集團副總的杜承清正忙於給他們的農產品網站起名,一張紙上寫滿瞭構想。在官橋二組、三組等地界上,延綿5000多畝的紅色土地裡,新苗正在生長,山谷的長堤魚塘裡是微波蕩漾。油茶在前六年沒有收成,集團就給管理的農戶發補貼。“以後油茶花開瞭,那些在南湖拍婚紗的人就要過來嘍!”夕陽下,馬雪梅一臉憧憬。年輕的姑娘在等漫山花開,農戶在等以後的收成。盡管“先富”想要帶動“後富”,“先富們”卻無兼並之心。官橋八組是集團代管村組事務,組員涉及到股份分配,外人想要成為組員,要麼是劉業勝式的技術骨幹,或者是杜承清這樣的管理人員。最為直接的是像徐娟這樣,嫁進來。對於外界有“媒人踏破八組門檻”的說法,老婆是蔡甸人的周國兵解釋說,“這種傳聞有些誇張,但外來的媳婦確實蠻多。”官橋八組更希望得到技術精英。修專傢樓、建博士後站點,以及利用獨特的武漢優勢招納各大高校的精英。對於本組的子弟,集團鼓勵他們繼承“父業”,如果志向在他處,田野集團也不會強求,更不會削去當事人父母在集團的利益。在閑聊中,負責南湖片區清潔的徐女士告訴記者,大女兒畢業之後去廣東賣珠寶瞭,小兒子在武漢讀藝術專業,以後可能也不會回來。“這裡沒他倆的用武之地。”不過,很多田野子弟都選擇回傢幫忙,比如周志專,周國兵等等,他們曾經都試圖“逃離”原來的生活,可最終還是接瞭班。“這裡相對穩定一些,也隻能這樣說。每個人的想法不一樣。”這種生長環境讓周國兵很理性,如同他的父輩們一步步精準地拓土開疆。問及未來,這個80後廠長的答案卻又出人意料:“有可能出去,有可能留在傢裡,也有可能,留在這裡的機會都沒有瞭。”va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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